2024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迎来“开门红”，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5.3%的增速。但是，有报告指出，二季度经济产需出现走弱迹象。其中，在生产端，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从一季度的5.5%回落至4月和5月的3.5%和4.8%；4-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企稳在6.1%左右。在需求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一季度的4.5%回落至4-5月的3.4%；社零增速从一季度的4.7%回落至4-5月的3%。
如何判断下半年经济运行走势？
第一财经：2024年运行到现在已经过半，上半年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怎么样？是否在您的预期之内？
刘俏：从1-5月份的数据来看，基本上是在预期范围之内，整个经济运行发展的复苏趋势还是在缓慢地走深走实。
上半年，出口的情况相对还行，比我们预料到的稍好一些；消费情况和去年同比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投资可能比我们想象得稍微弱一些，主要是民企投资方面，另外，房地产投资下滑比较快。这是上半年，在整体经济复苏的情况下，相对让人觉得稍微不尽如人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财经：有机构测算，要实现全年5%的GDP增速，下半年需要实现4.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对应的名义GDP增速可能更高。您怎么判断我们下半年的经济走势？2024年全年来看，中国经济的最大的亮点和支撑点会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刘俏：我觉得出口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现在看到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贸易方面出台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政策举措，产生的影响在下半年会体现出来。
在投资方面，如果民营企业的信心预期没有一个根本改善，我对民营企业投资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毕竟民营企业占到中国经济的“五六七八九”相当大的比重，对解决就业问题、推动投资率上升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房地产方面，我们上半年看到，基本上和去年同期比，投资是接近两位数下滑，因为房价下跌，销售收入下滑也是比较大的，给经济会带来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房地产是一个节点行业，它和周边很多行业存在上下游关系。房地产的复苏或者恢复到一个新的平衡，这个情况不尽如人意的话，对总体经济会带来一些负面冲击。我感觉2024年下半年的挑战会比上半年要大一些，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策方面要做一些相应调整，需要相应地发力。
首先，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甚至更加激进一些。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国债发行空间，要充分利用起来。第二点，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过往强调生产端、供给端施力，我觉得下半年要朝需求端、最终消费端发力。对低收入群体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给中小微一定税收上的扶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财政投入等等，这些可能都是针对需求端或者最终消费端的举措，应该会起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政策效果。
全球“降息潮”渐起，我国货币政策如何考量？
第一财经：今年全球货币政策正在发生转向。6月6日，欧洲央行5年来首次降息，此前，瑞士、瑞典、加拿大也分别进行了降息操作，下半年美联储的降息又特别被市场所关注。您怎么看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所处的周期阶段？未来会呈现什么走势？
刘俏：当前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增长力不足的挑战，很大原因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全要素生产率会有所下降。这个在西方看得比较清楚，疫情这几年，因为量化宽松的原因，西方国家的通胀压力比较大，所以想在通胀压力稍微小一点之后，要考虑增长的问题，不想陷入到滞胀状态，那么它找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去往下调息，我觉得是很自然的选择，2024年我们都有这方面的预期。
对于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我觉得不可避免会受影响，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第一财经：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会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带来更大的腾挪空间吗？
刘俏：我觉得会带来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但要注意，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是数量控制比较多一些，但是我想一个比较有效的货币政策还是要靠价格来调节，我们现在价格调节相较而言并不怎么有效。所以说，我们会强调像“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提法，某种程度上是对价格调节的一种补充，针对某些领域或者某些板块，维持结构政策。
2024年下半年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的话，减息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最好把减息朝需求端，朝着消费者这端。比如说房贷这块，有没有可能把利率做一些向下的调整？对小微企业、小微经营者，用结构性的方法，有没有可能把他们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往下调一些？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货币政策，要真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转型。
另外，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回升层面上，我们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我们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也是对这种全球性的生产率增长不足的现象，提出一个中国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通过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我们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最终使我们的整个增长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而且可持续的水平。
房地产如何“软着陆”？
第一财经：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是当下经济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大家都期待房地产能够“软着陆”。您怎么界定“软着陆”？它有什么特征或者指标？
刘俏：其实“软着陆”就是房地产的新模式，我的理解就是“房住不炒、租购并举、防范风险、绿色低碳”。现在我们房地产的供需是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个失衡反映在两个层次上。一个层面是一线城市跟低线城市之间，问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线城市供需失衡相对还好一点，低线城市严重失衡，库存太多了，消化库存需要花很多年时间。第二层次是商品房与租赁住房的失衡，我们的商品房供给太多，但租赁性住房特别是保障性住房是严重不足的。商品房的库存，量比较大，一方面是已经投入建设的，另外一方面已经完成土地储备的，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调研，可能接近70亿平米。
第一财经：商品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二者之间能建立某种通道吗？
刘俏：把一定的商品房转成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个是我们觉得要化解房地产短期风险问题的一个比较直接、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效果的举措。这里特别强调租赁住房，而不是笼统讲保障性住房，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城市现在有2亿多的灵活就业人员，未来从农业转移出来的还有1亿多人，合在一起是近4亿人，这4亿人我觉得他们是在寻找一种商品房之外，在城市长期居住下来的方式，比如长租公寓，或者把住房理解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可能是未来更为重要的一种选择，但这方面我们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完成这个转型，我觉得是房地产找的一个新的平衡、新的一个模式，能够度过这样目前一个比较窘迫状况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或者是唯一的方法。
第一财经：基于前面所说的解决之道，我们是否可以预期中国的房地产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和份额会下行吗？到一个什么量级才算是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刘俏：其实我觉得这个占比不会降低，反而可能会更高。因为我们现在讲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从建筑的统计口径大概是7%-8%，美国（房地产对GDP的贡献）是16%-18%，原因很简单，住户的住房即是投资，也是消费，但我们现在笼统地把它算做“三架马车”里的投资对GDP的贡献，比如说现在一年投资降到10万亿人民币，增加值还没有那么高，我觉得大约是6%-7%的对GDP的贡献。美国市场的情况，比如2021年，当年美国GDP是25万亿美元左右，房地产投资的附加值只有1.1万亿美元，但消费的贡献有2.78万亿美元，是远远超过投资这块，合在一块是3.88万亿美元，这个是25万亿美元GDP中房地产的贡献。我国房地产从来没有到过GDP的1/6，但是未来在消费的比重可能会增加。因为“房地产新模式”是属于租赁、更市场化的方式计算租金这部分的，占比会越来越高。我们房地产可能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新的阶段会形成一个更为准确或者更为合理的定位。也就是说，过往我们只看投资，完全是开发商模式，但未来的话我觉得是运营商模式，运营商模式就要考虑提高质量，考虑消费者、住户对品质的需求，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
第一财经：在新的业态之下，相关的其他部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地方政府失去土地出让金或者是房地产相关的税收这笔重要的收入之后，新的收入来源该如何建立？
刘俏：我觉得这个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收入可能是下降的，这两年从过往高峰期8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土地销售降低到5万多亿左右，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
从应对方法来看，一方面，地方政府确实得改变财政收入的来源，我觉得在“房地产新模式”的运营模式下，会带来很多的业态，比如说人口大量流入到城市，会带来需求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新的行业会崛起，会带来新的机会，新的税收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从短期角度来讲，中央政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压力某种程度来说，和过去几年防疫期间必要的一些支出是连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国债是有发行空间的。适当的国债发行或者国债去替代地方政府的债务，涉及到民生和营商环境的一些债务，我觉得是对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包括小微企业群体，能够保持信心、保持对未来比较正面愿景，是有价值的。
但是从长远来讲，地方政府还是要把手“绑起来”。现在大基建周期结束了，我们正处于科技转型、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产业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的阶段，地方政府可能需要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在高质量的发展中具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认为是去做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同时，在一些可能投资会不足的领域去增加投资，在市场资本愿意投资的领域（建议）退出，我觉得在未来可能需要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或者在行为模式引导上，需要看到一些变化。
第一财经：当房地产逐渐从投资品更多地转向消费品，它对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冲击也是比较大的，过去房地产被银行体系作为重要的信贷投放标地和抵押物，今后我们整个金融业态会不会发生巨大转折？
刘俏：我们一直是一个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我们也做过分析，存量金融资产中，近80%是通过银行体系、金融中介机构创造出来的金融资产，只有29%是直接融资，如股票、债券等等，未来我觉得这个比例会有些变化，直接融资占比会增加一些，间接融资比重可能会降低，但这很难会改变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个是一个判断。
但在另一个角度，我认为未来商业银行的运营模式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背后的驱动力是：首先，我认为未来的增长模式更多是来自消费端、最终需求端，怎么给消费者、居民部门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甚至增加他的一些财产性收入，最终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是所有金融机构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居民财产性的收入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房地产，不到GDP的4%，美国这个比例是16%，如果中国能到美国这样的一个比重，意味着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会从目前的44%左右提高到56%，如此一来，整个消费、市场产业格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里面我认为金融机构需要去扛起历史的责任。
另外一个是要形成“科技、产业、资本”的良性循环。传统商业银行是以信贷为主的，它在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方面，怎么尽可能提供一些长期资金、耐心资本，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创新的可能性，也会带来商业模式、产品业态变化的可能性。
还有一点，我们还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等，这些对新质生产力形成有助推作用的领域不是商业银行传统业务覆盖的重点，但现在赋予你这种责任，在资金来源、产品期限结构，包括银行目标函数，我觉得会带来一个全方位的冲击，所以我认为，可能再过20年，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商业银行这种业态消失，但会发现商业银行业态本身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本期节目
编导 官悦
制片人 尹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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